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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为什么唱红歌？
对于生于那个年代的人来说，红歌是他们青春的记忆，因为那时没有其它歌可以唱了。
对于现今的学生来说，老师说，说大了是不忘先辈之恩，说小了是为了锻炼大家的团结意识。
对于一本正经的专家来说，红歌有着民族化的旋律与歌词，是那个年代的怀念与参考。
当红歌赛开始时，我们在想些什么呢？
台上的人想，不能出丑，不能唱错，我排练了这么久，尽管当初是不情愿的，至少让我有些回报。
台下的人想，咱院在第几个出场啊，这院的服装也太矬了吧，那院和声不错嘛，咦，我们院第几来着，油，每年都偏袒这几个院。
主办者想，这是一年一度例行的活动，去年办好了，今年也要办好，明年也要办好，年终小结的时候永远有这么一笔。
我们为什么唱红歌？
如果是为了凝聚力，为了所谓的校园文化，其实唱什么歌都无所谓。而红歌是一个“帽子”，一扣上它，必定是郑重的，严肃的，不可以儿戏的，政治的，强行的，必须保留的。
所以问题的关键不在唱歌，而是权力。
曾经的每一年这个时候，都可以强行筛选学生，都可以强制地不让学生上课。今年，有个教授怒了，因为他的课堂上被强行拉走了几十个的学生维持娱乐明星来校的秩序。所以，红歌会的所有行程都前提了，全部排在了没有课的时间，并强行占据了双休日。
当教授们还没有发怒的时候，这样的行政力持续了不知多少个春秋，因为他有政治的帽子，因为他是学校的领导，我有权力指挥学生应该做什么，甚至划定什么是对学生好的。因为唱红歌可以培养学生的爱国意识，团结意识，比它们在课堂里听您将什么先秦哲学什么的有意义多了。学生不能囿于课堂知识，要多参加校园活动社会活动，德智体全面发展。
事情的结果是我们看到了一份不诚恳的致歉信，不情愿地让步调时间，讨好式地要请教授做嘉宾。权力依然掌控于他们手中，我可以支配学生所做所想，你若是嘴巴大一点声音高一点，那我就用权力再做一点调整，再塞住你的嘴。
所以，教授其实有点弄错了，不是学生痴迷于娱乐不专于学术，而是校园里行政权力过大，规则是他们订的，你百口莫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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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经济方面
a) 政府的医疗投入远远跟不上迅速增长的个人卫生支出
上图中，黄色、绿色分别代表政府和社会卫生支出，而黑线代表人均GDP，可见前两者的增幅与人均GDP增幅相符，而个人卫生支出自1988年开始增长速度急剧加快，政府和社会的投入远远无法满足，很明显这是造成当前“看病难、看病贵”的重要因素。
b) 医疗成本的上升
在反思政府投入不足的同时，不免会有个疑问：个人卫生支出为何增长如此之快？除去物价上涨等因素，以药养医、药物滥用、红包现象、不必要的医疗检查等现象也是造成卫生支出一路走高的重要因素。
在一些调查中不难发现，有些药品从出厂到医院销售给患者，其中利润甚至可达20倍。中转过多导致价格翻倍的现象在其它行业如服饰业也很常见，但由于药物与人的健康息息相关，药物价格虚高的影响面更大后果跟严重，是医疗支出增长的最重要的因素。纯粹的把药物投入到市场经济的大流中，使其作为一种商品不断增值是极不妥当的做法。
而以药养医的现象不仅仅是医生的责任，更有医院运营市场化的原因。目前医院的性质不仅是公共服务的机构，还必须商业化运作以保证自身的生存，在政府投入不足或不公的情况下，医院通过药物的利润和检查的费用来填补资金的空缺也是无奈之举。
资金来源确实存在问题，资金的利用同样也陷入了误区。目前国内的许多医院盲目采购大型进口医疗器材，盲目的采购并没有高利用率。一些省市的CT机数量甚至超过全英国的总量，可利用率还不到50%。先进设备的成本高昂，医院为了回收成本，使利益最大化，必然会增加设备的使用量。随之而来的不必要检查就多了起来，使用费也一路高涨。从患者的角度来看，现在就医更像是机器在看病，对医生技术的不信任与日俱增，也是造成医患矛盾的原因之一。
综合下来，医疗成本的上涨有各方面的原因，但实际上受害的总是患者。
2) 法制方面
a) 第三方调解医疗事故的尝试
近日，第三方调解机制介入医疗事故调查逐渐兴起。在患者对医院举证不信任的情况下，这样的探索值得一试。当然，其中还有存在许多有待完善的地方，例如专业性、公正性、合法性等。
在一则案例中，某男性因感冒在输液过程中突然猝死，家属到医院闹事，医院不承认有责任，但出于人道主义的角度愿意赔偿3万元，家属仍不满，最后在第三方调解下，认定医院医疗过程确实存在纰漏，以医院赔偿几十万元而告终。
通过这则案例，一方面可以看到第三方调解制度有一定的效果，避免了更恶劣的冲突，另一方面也暴露出医疗事故责任认定的极度不明确。第三方认定医院有纰漏，但实际上目前人流量巨大的医院里，不可能做到每个患者输液时都有医护员监控，纰漏也只是一种对患者家属的安慰。如此认定下来，赔偿金额立即翻了数倍，看似是一个双方满意的结果但实际上仍然是空缺的法制面前的弱肉强食。
因此，第三方调解机制的成功与否并不在于它与医院撇清关系，让患者家属信任这么简单，而是必须在有法律能明确各种医疗事故究竟如何判定责任和赔偿的前提下，才能真正做到公正公平。
b) 医闹的产业化运作
医闹的出现必然是因为有需求、有利益。闹与不闹是有差别的，利用家属的悲愤、一心要求所谓的公平的心态、以及薄弱的法律意识，医闹便可以组成庞大的队伍在医院设灵堂，嚎啕大哭，甚至砸场子。这么做的目的无非是让医院害怕，在其它就医的患者面前给医院一记耳光。医院为了维持正常的医疗秩序，也为了自身的名誉，通常只能一再忍让。忍让的最直接表现就是多赔偿，家属将赔偿的金额又提取一部分分给医闹，这样一个以“哭”赚钱的产业就这么发展了起来。
对于这种怪现象，除了加大打击力度外，仍然是要有一个公正的责任认定的法律来保障。有没有责任不是闹出来而是取证出来的，该赔多少就赔多少，这样才能从根本上杜绝医闹现象。
3) 媒体方面
这几年各种医疗“门”层出不穷，往往是网络上一个发帖，下面就是不分青红皂白的对医院一阵乱骂，有些事件过几天出鉴定结果了，却是像被砸了的茶馆，一片折了脚的横七竖八的凳子桌子，再也没几个人愿意坐下来听真相了。
以去年的“缝肛门”为例，起初家属气势汹汹地状告助产士因未给红包而将产妇的肛门缝住，在各种无良的骂声中，事件判处结果终于还了助产士的清白，并判决家属在媒体上刊登道歉声明，并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3万元。而今年的“八毛门”也同样以家属的道歉而收场。这些事件的共同点都是有一个满腹怀疑的家属，将怀疑诉之媒体，在媒体的报道下，个人的怀疑上升为愤怒，继而变成全社会的激愤，最后真相出来时却草草收场。
这些事件慢慢开始提醒大众，媒体并不能保持完全的公正，它们会用夸大的言辞来博取眼球，当真相被还原的时候，也请曾经义愤填膺的人们能够冷静地坐下来，勇敢地承认自己的错误，并将真相广而告之。
4) 心态方面
以下是摘自阿尔贝托•施韦泽自述中描述他在非洲行医的一段文字：
“对于未开化地区的人来说，如果确实没有希望，就决不能使病人及其家属还抱有希望。如果死亡是在没有任何提示的情况下到来的话，那么人们就会说，医生不知道这病会有这样的结果，也就是说医生不能正确诊断这一疾病。因此，必须向当地的病人直接说出真相。他们想了解真相，并且也能承受它。死亡对他们来说是自然的事情，他们不害怕死亡，而是能够平静地面对死亡。”
无论是在哪个年代哪个地区，尽管现今医学飞速发展，仍然有许多不可治愈的疾病和不可预料的状况，给予承诺就必须要有足够的信心，但实际上又有那件事是可以有百分百的信心的呢？在大众对于医学寄予过高期望的情况下，作为医生，出言也需要慎之又慎。
不现实的期望从何而来？来源于铺天盖地的新技术，来源于网络的快餐式的医学知识，来源于社会整体文化水平的提高，来源于人们对生命、生存质量前所未有的关注，也可能来源于越来越接近消费关系的医患关系。
对生命的重视是好事，但科学无法给生命太多的承诺，医生也只是尽力维持生命而已。并非一切意外都是医生的失职，更不是因为红包的关系。医院也不是商店，不是付了钱就一定会得到想要的结果。
所以，请放低承诺，放低期待，因为在生命面前，患者与医生能做的同样很少，双方其实是一条战线上的人，相煎何太急呢。
5) 建议
经济投入与法制完善是能够下决心改善的，而舆论与期望步入正轨则是需要长期的等待。处处互相防备的医患关系中双方都是受害者，要改变现状必须有整个社会的共同努力。而作为医学生，需钻研自己的医术，注意与患者的沟通，更重要的是，是永远保持一颗为患者着想的心，多一点关爱，就少一点误会，也不求所有人都能理解，但求自己心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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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慢慢地、慢慢地了解到，所谓父女母子一场，只不过意味着，你和他的缘分就是今生今世不断地在目送他的背影渐行渐远。你站立在小路的这一端，看着他逐渐消失在小路转弯的地方，而且，他用背影默默告诉你：不必追。
——龙应台《目送》
曾有一次，从地铁站出来的时候，小学的操场上在搞某项活动，小孩子们密密麻麻坐在一起，喇叭里也不知谁在讲话。操场的一侧是铁栅栏墙，沿着围墙载了一排绿树。差不多是下午班会课的时间，再过不久就可以放学了，围墙外已经站满了好奇的家长，一个个脑袋凑过去，透过树叶间的缝隙如大海捞针般找到自己孩子的位置，又或是三五成群地聊聊自己孩子的老师，抱怨抱怨小孩的成绩。
这些家长有的开着大奔，有的骑着自行车，有的顶着一头白发穿着布衣布鞋提着奇怪的皮包，在围墙外却只有一个目的：在茫茫人群中找到自己家的孩子，帮孩子接过书包，接孩子回家，问问今天过得怎么样，直到孩子说出不耐烦的一句：没啥特别的。
所谓的亲人，或许是用大半辈子的时间望着孩子渐行渐远。婴儿伏在肩头，蜷成最安全的姿势，眨巴眨巴的黝黑透亮的双眼，慢慢变成了牵着的小手，孩童却盯着声色犬马的世界目不转睛。然后他开始埋怨你老是跟得他太紧，然后他动不动向你发脾气，然后他远行，然后你渐渐恢复到不用围着孩子转的生活，却也总是记得在天凉的时候发条短信说多加衣服，尽管你知道他是不会回复的。
在茫茫人群中，再也没那么容易找到自己的孩子，而你也只能，用一辈子的时间，等孩子归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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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开川主寺小镇的那天清晨，天空阴沉，山间弥漫着清冷的气流，穿透单衣摸索着冰凉的肌肤。回头望一眼潮湿阴冷的小宾馆，上车，摇摇晃晃驶出简易的大门，绕着山路开向九黄机场。
据说，这座小镇在08年地震的时候被移为了平地，此刻这座半藏半汉的城镇是之后援建的，街上几乎只有宾馆、饭馆和一些小商贩。昨晚入住前，导游叮嘱道，晚上别出去乱逛，不要买路边摊，有些藏民很野蛮的。夜晚的气温只有十几度，房间里不能开空调，套上外套仍然会瑟瑟发抖，宿于海拔三千的高原宾馆里，仍然觉得呼吸有些不畅。蜷进插电热毯的被窝里，翻来覆去与抽得厉害的双腿作斗争，总算是累到慢慢睡去了。
车经过大门的时候，门口有三位藏族的老阿妈，穿着藏民的服饰，全身裹得严严实实，在雾气中添上了鲜艳而厚重的色彩。她们推来小车，专卖游客一些藏族饰品。其中一位老阿妈，一只黝黑的布满皱纹的手一直在摇着转经筒，嘴里念念有词，不知是在与同伴攀谈还是念着经文。时至今日，这一幕仍然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转动的转经筒，成为这次旅途最后的、也是最深的印象。
这些藏民，恐怕一辈子都未走出过大山，依靠简单的劳动，做些小本生意来维持生计。我很想知道，当他们的祖辈第一次看到汉族人的服饰、汽车、乃至汉族人为他们盖的房屋，是什么样的感受？他们是否经常想象外面的世界是怎样的，听说过有些地方有很多很多的人，有摩天大楼，孩子们都要去上学，而不是帮忙农活和放牧——或者，他们从未听说？
他们是否理解汉族人发明的薄薄的印着人头的钞票？他们会不会仍旧去换玛瑙之类的东西穿戴到身上？他们知不知道，在外面的世界里，许多人为了这些破纸片儿而发狂？他们知不知道，一车车运走的人们，早已不在乎什么神圣、什么信仰，只是茫然地来去。
我时常会想象，那些有着信仰的人们是怎样的心境。是不是面对苦难将不会悲伤并且更加坚韧？是不是在绝望中还能找到希望？是不是为了心中的神圣可以舍得一切？或许，他们从不觉得苦，他们未走出过大山，认为生活本该如此；或许，他们释然地接受苦，此生的操劳为了来世的洁净。也许，哪怕他们不在大山之中，落入人海茫茫楼宇大厦之间，闭上眼，仍然有圣洁的雪山，漫野的青稞，悠哉的牦牛，触手可及的云气，依然可以淡然地转起转经筒，念起经文。
我们的车曾经过好几片村庄，一栋栋藏式的房屋坐落在山坡上，插满彩旗，为自己为路人祈福；山脚上也有一大片汉式的简易楼房，几乎都空着，犹如被战争洗劫过一般。地震过后，各个援建的队伍开进了大山，为他们筑起小平楼，通上电接上水。但是藏民们都不愿搬下山，他们世世代代居住在山上，早已习惯了那样的生活，汉族人的好意最终是碰了壁。
常在思忖，我们的善意对别人可能就是敌意。我们把铁路开进高原，让商业挑战农业畜牧业，让藏民致富，希望他们过上更好的日子，心意本无可厚非，然而，如同扶一个不愿过马路的老太过红绿灯，被帮助者是否需要你的帮助？也许藏民会把这些举措当成一种汉化，本来就逐渐衰落的民族面对如此现代化的东西大批涌入，传统和习俗都面临着巨大的挑战，他们的惊讶和恐惧，我们有没有考虑过？更可怕地是，我们伸出的援手，究竟是为了帮助，还是为了让别人知道“我在帮助”？在这个真假莫辨的世界里，善良究竟是本质还是外衣？
信仰、传统、质朴在高原上封闭起来，伴着圣山天鹰，成为脆弱的、幻美的仙境。我们又为何要去说他们野蛮、落后、固步自封呢？当我回到城市中，看到一片浓妆艳抹灯火酒绿，竟感到如此悲哀，因而常常怀念高原上的一切，尤其是飞机起飞时，在雪山周围盘旋，世间的烦恼在此都烟消云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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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高中时候一篇作文的题目，我还记得当时一片空白的脑子里硬挤出了些生硬的论据。那时不懂什么是“容”。宽容？容纳？那些平庸的、百搭的论据，啰嗦贫乏的论述，都是些表面的东西，因为写下这些的只是一个一心向一个目标冲，看不惯这看不惯那的小孩。
念了两年的大学，我不敢说对这四个字能有多深的理解，只是随着时间推移，对很多原本坚信的信条开始有了新的审视。
这几年懂得了很多原来不懂的道理，感触最深的就是一个“容”字。
大学里有各种各样的人。有人喜欢学术，一碗方便后继续看书；有人喜欢社交，宴席喝酒唱歌；有人喜欢搞活动，发传单搞策划上蹿下跳；有人擅长理科，一个学期不去上课照样能拿A；有人背功很好，复杂又没逻辑的东西都能很快搞定；有人英文很好，闭上眼都不分不清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在讲话；有人喜欢平时用功，考试前就悠闲地看别人焦头烂额；有人习惯临时抱佛脚，但每次佛脚都抱得特别好；有人太看重成绩，这个要争那个也要争；有人非常自我，说失踪就失踪招呼也不打一个。
或许我说这段话就像一个从未见过世面的乡下小屁孩，确实，各式各样的人并不足为奇，而我想明白的是，每一个人都以不同的方式走自己的路，从来没有什么共同的目标，甚至有的人没有目标，只是行走，行走在自己的道上。
这世上不该有什么普世价值的，只要不犯法、不违背做人最基本的道德，任何的价值都是被允许的。
曾经在看完《蒙娜丽莎的微笑》后对那个放弃耶鲁法学院甘为家庭主妇的女孩很是鄙视，认为她不敢跨出世俗的界限，认为她辜负了老师的期望，然后又去讨论“幸福”的定义是不是世俗框定的，痛骂了电视上搔首弄姿或家庭主妇的形象后最后还说了句：“这样的女人，不救也罢。”现在再回想这篇文章，才觉得当时的愤愤其实没什么道理。每个人都可以、也应该坚持自己的信念，并努力影响他人接受自己的理念，如同电影中的艺术教师鼓舞着女性的解放；但同样，从功利主义的角度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权利去追求自己的幸福，使快乐最大化，无论他心目中的幸福是否符合你心目中的定义，我们都应该予以尊重。换而言之，我们可以去说服，但不该干预和侮辱。我们宣扬着女性的解放，但不能嘲笑以成为主妇为目标的女性，不能嘲笑狠命打扮自己力图嫁个有钱人的女性，如果有人觉得，那就是快乐，那就是她毕生追求的目标，我们就应该尊重她们。类似形容伏尔泰的一句话：“我不赞同你的观点，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
这就是我现在所理解的“容”，并不只是对别人犯错的宽容，并不只是什么民族大熔炉，并不只是包容万象，有一种“容纳”，是对你所不赞同的事物的宽容，去说理可以，不理睬可以，但不要去憎恨和嘲笑。有时候，尊重他人比说服他人更难。人们可以轻易地在网络上煽动一群人去上街散步甚至骚乱，但同时我们也看到，在一长片口调一致的评论中出现一个反对者，紧接着就是各种对此人的谩骂攻击。慷慨激昂的政客一番说辞可以引起一群不明真相的群众的欢呼，但如果出现了一个大喊“胡扯”甚至是扔鞋的观众呢？你是否有这个气度，从你构建的帝国大厦中走出来，去尊重这位说“不”的人，去听他说“不”的理由？
也许，再过几年，我又会推翻这些论调，所以，这些字，也就只是记下来而已，以后翻阅时可以知道，当时的那个小屁孩的脑子里是这么想的，兴许还会觉得幼稚得好笑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