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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体制的确需要改革，但改革的功效是什么？
教改的一个主导思想就是自主学习，明显是沿用了，或者说是搬来了国外的方式。但淮南的柑橘到了淮北就会变苦，所以，合适不合适就值得商榷。
先做个对比，国外的作业以长作业为主，基本属于学生自己找东西，自己做东西，平时的作业量并不显多，但事实也是很辛苦的；我国过去多以短作业为主，今天做好的习题明天逼着要交，大多都是老师怎么说你怎么做，每天早出晚归，归了还要忙到深夜。
而现在，我们引入了长作业的概念，比如研究型课程，一学期交一篇甚至几篇论文。然而，平时的短作业并未减少，甚至有增多的趋势。试问，本来少得可怜的时间中如何再去挤。此外，我们眼中的论文实在没有一个范围，授课老师不知所讲，我们也不知所做，说是什么都能写，但事实是给人迷茫之感。这样的论文交上来后，也没有专业人士给予适合的评价，就算有，也是草草应付而已，费时费力却无效。
另外，教科书应当有适当的灌输，只有“问一问”、“想一想”、“议一议”之类的补丁式的小框框，却没有应有的重要结论，甚至没有一点引导，难免会有不知所云之感。关键的结论都需要学生去探索，但要知道，我们不是爱因斯坦不是牛顿，我们在这些巨人的肩膀上，需要站结实了向上看，而不是去研究如何再做一个肩膀。这样一来，做老师的就会相当辛苦。他们不仅要把该说的书上却没的大量“说”给学生，甚至还要重新排布教科书，增增减减，移移挪挪，造成了笔记本贵于书本的状况，学生在回顾一阶段的学习时，只能从笔记本上去看，书上几乎学不到系统的知识。
但我并不是反对“研究”，而是要说：提出“研究”的同时，也要把其他东西相应改变。当传统的教学与“新”式理念难以相溶时，我们也应思考，是谁过量了，或者这种混合本来就是个错误。
所谓“研究”，只知“钻研”，不知“终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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乘公车真不是件舒服的事，尤其是当你背着个压疼肩的包，还拎着个塞满书包里装不下的书的袋子，却发现车上没一个人肯让个座位时，那种绝望足够把一天的好心情侵蚀光。
车到了某一站，又黑压压地上来一群人，一小学生样的男孩气喘吁吁地奔上来，书包却在父亲的手里。坐在近门口的一位女士好意站起来，说：“小朋友，坐。”只见那男孩理所当然地一屁股坐下，继续喘他喘不完的气，让座的女士站在他身旁，摇摇摆摆又乘了两站才下车。
让座是理所当然的？为什么一个现在看似稀有的动作都换不来一声普通的“谢谢”？就算儿子无知，那做父亲的总得懂点道理吧，至少微笑一下或者点个头示个意，然而事实什么都没有，除了冷漠还是冷漠。
毕竟，只是一声“谢谢”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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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冒了，神经质地在傍晚跑去附近的医院，草草开了点贵得夸张的药。
医院真是够与时俱进的，连那种一进去就拉你验血吊针的医院都重新装修了，搞得现代化死了，可惜已到了门可罗雀的地步，不是小毛小病或是年纪大了走不动的人，基本是不会去那儿的。
小医院的现代化仿佛对收益有反作用，可大医院因为实在忙不过来而要去现代化，什么排队啊，等候啊，都给个编号。感叹：“现在文盲都没法看病了。”
医院最深的记忆莫过于五年级时的一场阑尾炎了，好歹也是个有点名气的医院，一进去就是拉你做这个检查那个检查，搞到本来痛的也变成了麻木。要不是他们的延误，我可能住一个月院吗？
太过谨慎有时会害了病人。
迷迷糊糊的手术台，昏昏沉沉也不知道血肉模糊成什么样了，一个晚上就在昏睡中过去。
上午的病房是不允许家属进入的，所以除了发呆也没什么好做。医生无情地挂了个“禁食”的牌子，任你饿晕了渴死了也不来管你，总之谁叫你生病呢？
那时的医院有一大批实习医生，无非就是看看怎么动刀子，练练怎么清洗伤口。有次我们闲得慌，开始折纸飞机，满屋子地飞，结果那实习生自恋地说了句：“我折这东西在行，等你们好了就给你们折。”谁都知道是哄小孩子的把戏，还没等我们出院，早就无影无踪了。难道要实现诺言真的那么难么？
病人是不是像医生的活体试验品，对他们来说只是试试手术刀有多锋利而已？但愿不是，可是超出血与钱的，又是什么呢？
医院太冰冷了，就连职业所需的微笑也那么短暂。
雪白的墙壁轻诉着：“好好地活，健康地活，别再来见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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庞贝的废墟讲述着一个戏剧性的结局——放纵的结果是毁灭。
被火山灰包裹的身体慢慢消失，只留下一个空壳，灌入石膏浆，记起一幕幕悲哀。
“尽情享受生活吧，明天是捉摸不定的。”银杯上的刻字总结了那段岁月。
泰纳从庞贝归来，说：“那时候的人，是用整个身体活着。”这种活法是罪过？抑或，只是我们太矜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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